根据目前掌握到的信息，齐鲁银行涉嫌伪造金融票据 涉案金额最高达15亿。这个15亿是涉案金额，而不是亏损金额，可以追回部分资金，所以损失会小于15亿。齐鲁银行的总资产达617.89亿元，核心资本充足率8.54%，这么算来，齐鲁银行核心资本有52亿，即使有这点损失，也不会对这样一家银行造成灭顶之灾。银行的钱会没事的。这次事件不像当年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事件，海发行是因为涉及房地产不良资产业务，并且承担了很多家信用社不良资产的风险而导致了挤兑的发生。随着调查的深入，日前引起警方介入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腔搭世公司（下称齐鲁银行）遭遇高额骗贷一案，其风险痕迹早在2010年年初就已露出端倪。去年12月28日，坊间盛传齐鲁银行亏损60亿元，加上其他总计亏损过百亿，董事长邱云章、行长郭涛“被抓”。60亿元相当于齐鲁银行2009年全年4.88亿元净利润的12倍多，而当年该行不良贷款合计才7.04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1.99%。后来又传工行、中信等多家银行牵扯其中。这些均没有得到证实，也没有权威部门的权威消息。一时间，齐鲁银行事件扑朔迷离、纷纷扬扬。但是，一个事实是肯定的。据新华社报道，济南公安机关近日宣布查获一起伪造金融票证骗取资金案件，涉及济南当地多家金融机构。“伪造金融票证骗取资金案件、涉及济南多家金融机构”这两个事实是存在的。以笔者看，无论最终司法部门查处结果如何？涉及金额多大，涉及银行有多少？这起“久违了”的伪造伍肢金融票证骗取资金案都给我们带来一些反思和警示。这几年虽然银行金融业监管部门越来越多，监管队伍越来越庞大，监管政策多如牛毛，天天喊与国际接轨，但是，作为一个从事银行业几十年的资深人士，监管取得的“成绩”远没有总结报告、汇报材料和公开报道中那么乐观和理想。客观地说，这么多年在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上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对大型商业银行的监管也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早期的股份制银行、区域性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的监管几乎放任自流，漏洞百出。这些银行直接隶属于地方政府管理，监管部门只是业务上的监管；受到地方政府等多方压力驱使，监管尺度上和执行力都大打折扣，甚至屈从于政府的压力和行政命令。这些银行包括资产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内控风险都不容乐观。监管上的放任自流和失之于过宽是齐鲁银行出事的监管不力的原因。实际上不仅齐鲁银行，如果枝前对全国中小型特别是诸如地方性金融机构进行一次全面的、严格的监管检查，肯定问题不少。目前的商业银行根本经不起市场竞争和银根收紧的考验。在多年货币超发背景下，商业银行过惯了“宽松”的日子，习惯于在流动性泛滥下轻松经营。一旦银根收紧，市场流动性偏紧，立马儿“原形毕露”，无所适从，立马儿出现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均超红线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正经本事没有，歪门邪道不少，采取恶性竞争、票据抵押等手段吸收存款。这种吸收存款的手段必须由客户包括企业财务会计人员配合，银行内部人员不可能完成整个操作。这就给了伪造金融票证骗取资金者以可乘之机。齐鲁银行事件似曾相识，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哈尔滨中行高山盗取10亿元资金案件就是利用揽存款之机得逞的。去年央行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得一些银行资金出现了紧张状况，笔者曾经预言高息揽储将会很快出现，不幸被言中。由央行收紧银根到商业银行资金紧张，再到商业银行为了缓解头寸资金紧张而高息揽储，再到出现伪造金融票据骗取资金大案有其必然性。说明目前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能力低下，竞争力极弱，说明银行业监管防线不堪一击。另一个需要思考的是，当前有一个极为不好的现象是，对金融风险、对银行经济案件以及经营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纸里包火”的错误做法。结果是把小问题酿造成了大问题，把小风险酿造成了大风险。比如齐鲁银行事件，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早有预警和提示，结果是人员被换，最终酿成大案。现在许多银行包括公开上市的商业银行竟然封闭消息、封闭舆论，只要有负面东西一律不让报道，说是担心引发金融风险。其实在风险案件有苗头时就公开消息，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一方面锻炼了商业银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能把风险消灭在萌芽和初期，再一方面也能使得民众及时了解真实情况，避免被谣言所惑，俗话说谣言止于真相，真是千真万确。这种“纸里包火”的做法已经给中国金融业带来了相当大的危害。现在金融机构各类案件一旦“爆发”就是动辄上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案件，包括骗贷案件、不良贷款集中爆发案件、伪造金融票据案件以及内外勾结盗取银行资金案件等。因此，齐鲁银行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反思和警示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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