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彝族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原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主要是在自然条件、社会历史、文化教育、基础设施、民族传统以及扶贫开发资金投入不足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但是，就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而言，凉山虽然不是很好，却也不是最差。全国自然和基础设施条件比凉山差而老百姓比凉山富裕的地方不少，反而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同凉山接近而还存在同凉山一样连片贫困的地方却很罕见。从丛枣四川的甘孜、阿坝、凉山三个民族自治州来看，甘孜和阿坝两个州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都不比凉山彝族地区好，但老百姓普遍都比凉山彝族同胞富裕。所以，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等问题并不是凉山彝族地区贫困落后的主要和关键性原因。凉山彝族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1、社会发育层次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凉山彝族地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经济文化区域，其社会发展直至20世纪50年代还停留在比较低级的奴隶制的历史发展阶段，并相当完整地保持着该区域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样式和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其腹心地带，等级关系森严，人身的占有关系、使用奴隶的普遍性以及对奴隶统治压迫的残酷性，充分反映了凉山彝族社会浓厚的原始色彩和奴隶制的野蛮落后。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凉山彝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实现了政治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变迁使凉山彝族人民与全中国人民一样在政治上实现了平等，但是经济发展有它自身的过程和规律，不可能象政治制度一样“一步跨千年”，其经济发展依然落后，生产力水平依然低下。同时，制度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相适应，民族内生的变革跟不上制度的变迁，内生因素发展不够，从而显得外部发展得越快就落后得越多。民主改革前的彝族社会，不仅社会制度落后，经济方式也很原始、很落后。根据凉山民主改革时期的有关调查资料，凉山彝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以广种薄收、粗放经营的方式进行的。主要种植荞麦、玉米、燕麦、土豆、水稻、黄豆、小麦、大麦、圆根等。以二半山和高寒山地的旱地耕作为主。山地垦殖采取休耕轮歇的方式，实耕地一般一年只种一季，土地轮歇时间长、利用率低。农业生产工具也很简陋，普遍使用木制农具。耕作方式通常是浅耕浅耙，碎土不细，施肥甚少，甚至不施肥。劳动形式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并习惯以互相帮助和换工的方法，来调剂劳动力的余缺。在凉山腹心地带，如按亩产量折合成荞麦计算，平均亩产量一般在100斤左右，边缘地区平均亩产也仅为120－130斤。缺粮在下层群众中是普遍现象。畜牧业生产管理也极为粗放，靠天养畜，牲畜数量始终是有限的，基本维持在一种低水平的自备伍然平衡状态。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与20世纪中叶世界性的工业文明甚至信息文明所带来的技术和社会进步相比，反差太大，形成了巨大的历史鸿沟。这个历史鸿沟的逾越，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影响，在今天的凉山彝族社会中还大量和普遍地存在，特别是对经济方式的影响更甚，这也是凉山彝族地区还如此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凉山彝族为什么那么穷 大凉山彝族最真实的生活（图）2、劳动力整体素质低新中国成立以前，凉山彝族地区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体制和机构，彝族传统教育主要以口头传承的形式承袭，彝族文字只是在世袭的毕摩家支或一小部分人中流传。所以，当时的绝大多数彝族同胞都没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条件和机会。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当时彝族地区封闭、落后的经济社会形态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不是很高，通过口头传承、模仿等形式也能很顺利地学到其生产生活所必须的各种技能。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彝族地区开始大规模兴办学校，发展现代教育，通过50多年的艰苦努力，虽然已培养了一批批大、中专生和高、初中生，彝族地区劳动力素质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凉山的劳动力整体素质仍然偏低，仍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脱贫致富的基本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力接受学校教育时间短，文化程度低，反贫困的智力支撑力弱。据调查，在彝族聚居的越西县西山乡西堰村的218位成人中，中专毕业生10名，占被调查人员总数的渗滚拆4.58％；高中毕业生6名，占2.75％；初中毕业生47名，占21.55％；小学毕业生82名，占37.61％；文盲半文盲73名，占33.48％……2000年，全村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4.8年，而全国是7.1年，四川省是6年。彝族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这给本地区脱贫致富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很大难度。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彝族地区由于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偏低，新增劳动力中的文盲、半文盲人数还在增加。喜德县吴哈村，全村6－15岁人员123人，辍学在家27人，占22％，这其中的大多数人员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就辍学了。这些人员基本上都以文盲或半文盲的身份加入到劳动力行列，他们自身反贫困能力弱不说，还会继续影响其对下一代的教育与培养，就会陷入愚－穷－愚－穷的恶性循环之中。二是劳动技能简单、单一，反贫困手段有限。大多数人都只掌握有简单、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技能。在彝族村落调查，家家户户的经济方式、经济来源都大体相同，基本上都来源于种植或养殖收入。况且，劳动生产率低下，挣的都是来之不易的“辛苦钱”。当然，要是有较为完善的技术学校和职业中学教育体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不足。但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凉山州大多数县都没有技术学校，有普格、金阳、昭觉、美姑、雷波、木里等6个县没有职业中学，劳动力的继续教育工作基础薄弱，无以为继，劳动者想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来致富的想法实现难度很大。三是外出务工制约因素多，致富门路少。据有关资料，四川省每年要输出劳务500－600万人，为四川挣回300多亿元，劳务输出已成了四川农村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凉山州每年也有劳务输出20多万人次，但彝族所占比例很小。究其原因，除文化知识水平低、劳动技能单一等因素外，语言交往能力以及民族风俗习惯等也是影响彝族地区劳务输出的很重要的原因。有一些受过初高中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外出打工，都主要在本县内或凉山州内，到州外或省外打工者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3、传统陈旧观念束缚，不良习俗制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彝族经济社会形态与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市场竞争的能力弱小，市场竞争的意识淡薄，彝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受到大大减缓。一是重商观念淡薄。“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羊为御寒、养鸡为换盐巴钱”，凉山彝族地区长期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中，社会剩余劳动和产品都很有限，整个生产和消费的循环都很简单。商品交换长期甚至到今天都还有相当多的地方保持着以物易物的传统习俗，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解放前，彝族社会商品交换的特征是：商品交换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部门，没有形成本民族的商业市场，没有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商人，只有极个别的商品生产，没有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长期的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形态，形成了凉山彝族“重农轻商”的习俗。彝族的传统习惯更多地趋向于“重义轻利”，甚至有“以务商为耻”的行为规范。所以，整个凉山彝族社会重商观念淡薄，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观念更是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显得很弱势。二是积累观念不足。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战争有很大关系。彝族历史上，截止20世纪60年代，战争一直伴随这个民族，从来没有离开过。不仅与外民族之间时有战争，本民族内部不同等级、不同阶层之间也战争不断，特别是经常性的家支间的冤家械斗，因时间久、规模大、具有普遍性而对整个彝族社会带来了很大影响。彝族各家支之间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而起的纠纷，到了难以解决时就会发展为冤家械斗。比如甘洛县有两个彝族家支，他们之间的械斗时断时续，进行了几百年，到民主改革时，本来各有几百人的成年男丁竞只剩了几个。战争严重破坏了生产，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平，养成了好勇斗狠的社会风气，阻碍了交通与物资流通，阻碍了彝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经常性的战争，使得很多彝族家庭不得不进行经常性的搬迁，战争的破坏性造成了他们不固定置家立业以及积累意识差的习惯。从历史的经验看，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有一个资本的积累过程，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人也是一样，没有积累就不可能脱贫致富，贫困也就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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