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开头我们先看一封写于72年前1949年的一封信：
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桥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是那样温情的....
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恋人之间的思念就放在这封信里。写这封信的人叫朱枫，她是一名地下党员，当时在中共安排下在香港进行情报工作。
朱枫
这封信是朱枫写给她的丈夫朱晓光的，朱晓光也是中共的成员，此时，朱枫已经潜伏在敌人中间十多年了。十几年来，两人都为了革命事业很少在一起。
直到1949年5月，朱晓光随解放军南下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上级了解到朱枫家的实际情况，想借此机会把她调到上海去。同年8月，朱枫把她的小儿子带回了上海，还把这封信带给了她的丈夫朱晓光
读完这封信，朱晓光意识到这个家庭终于可以团聚了，他的心非常激动。他还回信说：“我们应该在余生都拥有幸福。”
如果一切顺利，朱枫和朱晓光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团聚。然而，就在他们一家期待团聚的时候，1949年10月24日，当三野解放军第十军团进攻金门时，由于情报不准确，战斗中受挫。
后来灾11月5日，三野第七军团袭击了舟山群岛和登布岛，但也因情报原因而失败。不到十天时间，攻岛连续两次失利，这使得中共中央高层官员决定他们必须派人到台湾进行情报工作，从而为解放台湾做准备。
朱枫与家人
当时，这项任务被委托给新成立的中共华东局，华东局接手任务后，意识到这次派往台湾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必须警觉、忠诚、成熟，而且由于深入敌人腹地，还必须在台湾有关系网，才能顺利、快速地开展工作。
经过慎重考虑，该组织的领导认为朱枫是第一候选人。因为朱枫从事情报工作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出过纰漏，可以说有相当成熟的工作能力。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朱枫在台湾，有一个继女陈莲芳，而陈莲芳的丈夫王昌诚当时是台湾保密局电文部的主任。
更巧合的是，几个月前，继女陈莲芳写信给朱枫，邀请她到台湾玩，并寄送相关文件。有了这种关系，毫无疑问，朱枫成了最合适的人选。然而，当时该组织刚刚决定将朱枫转移回上海。考虑到朱枫一家即将团聚，该组织领导人有点于心不忍。
然而，的确没有比朱枫更合适的人选了。经过再三斟酌，该组织的领导人与朱枫进行会谈，并给了朱枫两个选择。如果朱枫想回到上海，也会同意的。然而，结果出乎意料，朱枫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去台湾。
在朱枫看来，个人的事情暂时不能做，但更重要的事情应该先做。后来，在朱枫决定去台湾之前，给她的丈夫朱晓光写了一封非常特别的信，朱枫在信中称自己为“兄”，称她的丈夫朱晓光为“妹”。
信的内容：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团聚....
从信中可以看出，朱枫认为只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她就可以在新年前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然而，朱枫这一去却再也没有回来。
1949年11月25日上午，在维多利亚港的天星码头，朱枫在几位同事送行后登上了前往台湾的轮船。
那天，朱枫面带微笑，甚至有些激动。所有为她送行的同事都认为这是因为她很快就可以与家人和朋友团聚了。然而，事实是朱枫再次踏上旅程，来到了更加危险的台湾，
经过两天的航行，朱枫抵达基隆港，继女陈莲芳和女婿王昌诚早早来到港口迎接母亲。
陈莲芳是朱枫第一任丈夫陈绶卿的女儿，朱枫于1927年嫁给了比她大十多岁的陈绶卿。那时，陈绶卿已经结过一次婚，和前妻生了四个孩子，陈莲芳是四个孩子中的一个。
不幸的是，在朱枫结婚不到四年后，陈绶卿因病去世，留下了他的四个孩子和朱枫的两个孩子。然而，年仅26岁的朱枫，表现非常坚强，她独自照顾了六个孩子。
因为朱枫的照顾，虽然陈莲芳和朱枫不是亲生的，但她们母女关系非常好。陈莲芳搬到台湾后，她经常给朱枫写信。朱枫刚下船，陈莲芳就抱着她的新生婴儿迎接她。
朱枫看到继女幸福的家庭，也担心会连累继女一家，所以她没有说这次访问的目的，而是说：“这次我主要是来看你和宝宝的，还有一点业务需要联系。”陈莲芳听后说：“妈妈，这次要多呆一阵，我们母子很久没见了。”
朱枫赶紧说：“因为上海的公司急着要把我调回去，我必须在新年前离开。”
就这样，朱枫被继女一家带回家了。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吃了晚饭，朱枫吃得很开心，因为这是她多年来没有吃过的家庭晚餐。
晚饭后，朱枫早早休息，第二天开始准备联系“地下党”。然而，当时台湾岛的局势非常严峻。蒋介石专门召开会议，派出大量特工、军警和情报人员加强对岛内社会的监视和控制，还四处侦察寻找所有可疑人员。
聂曦
然而有着女婿王昌诚的关系，朱枫自然避免了所有的检查，并成功地联系了台共最高领导人蔡孝乾(当时的别名为老郑)。
蔡孝乾是台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台湾人，1908年出生，后来于1924年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也是在这一年，蔡孝乾接触了许多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包括任弼时，翟秋白和邓中夏
在这种浓厚的思想氛围中，蔡孝乾于1928年参与了台湾共产党的组建。后来，1934年10月，蔡孝乾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也穿越了草原。参加红军长征也成为蔡孝乾成为共产党干部的最大资本。
后来，蔡孝乾跟随红军到处作战。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台湾光复，蔡孝乾于次年7月回到台湾，开始全面主持中共工委台湾省的工作。
在蔡孝乾的运作下，台湾从一开始只有不到70人，三年时间就发展到1300多人。其中，蔡孝乾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最后却由于蔡孝乾的叛变，台湾共产党也最终被破灭。
蔡孝乾
与蔡孝乾取得联系后，朱枫安排与当时潜伏在台湾的“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吴石取得联系。
吴石是中共当时潜伏在台湾的最高级别官员，军衔为中将。吴石和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是老朋友，如白崇禧和陈诚
虽然吴石在国民党内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但吴石对蒋介石专政非常不满。1948年，在同乡朋友吴仲禧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地下党，由中共地下党员何遂直接领导
也是从那开始，吴石向中共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然而，由于吴石善于隐蔽，加上他与国民党许多高级官员的关系，1949年7月，蒋介石亲自将吴石调到台湾担任所谓“国防部”的参谋次长。
得到这个消息后，把他介绍给中共的吴仲禧说，他可以留在解放区而不去。然而，为了给中共，提供更多的信息，吴石坚定地表示，“为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现在还有机会，个人风险也不算什么。”
就这样，吴石把大儿子和大女儿留在了大陆，带着妻子王碧奎和两个小女儿去了台湾。赴台前，中共华东局给他取了个代号“密使一号”。
朱枫在每个周六下午4点与吴石，联系后，朱枫会亲自去吴公馆取出吴石准备的文件和情报。直到有一次，朱枫来到吴石家获取信息。吴石从书房北墙上的秘密保险柜里拿出一个小铁盒子，非常郑重地放在朱枫手里。
吴石非常小声地对她说：“这盒里装的是一卷微缩胶卷，全是绝密情报。”后来才得知这份绝密情报中包括了《台湾战区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还有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包括台湾当时存有的海军舰只部署、空军的飞机种类和数量。
吴石将军一家
得到这批信息后，朱枫知道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三天后，她把这批信息交给了中共华东情报局的特别交通员，他是定期往返于香港和基隆之间的“安福号”号船的大副。
几天后，当这批情报通过香港传送到华东情报局，然后转交给毛主席时，当毛主席得知这些情报是由一名秘密的女专员和密使一号收集的，他立即称赞说：“这位女专员和那个‘密使一号'’太能干了。
毛主席还指示相关领导人“给他们记一大公”随即毛主席还在信笺上写下了几行大：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就这样，朱枫在台湾与吴石见了六次面，并陆续发回了许多重要情报。很快，两个多月过去了。朱枫成功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后，上级指示她：“速回”。
朱枫于1950年1月14日，让继女陈莲芳买了去香港的船票，还托一个朋友捎回上海一张便条，上面写到：“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凤是指朱枫的小名叫桂凤）
然而，就在朱枫即将安全返回时，台湾岛局势突然发生变化，国民党成立了所谓的“国防部总政治部”，蒋经国担任主任，开始摧毁台湾的中共地下党。自1950年1月以来，已有数名台共产党成员被捕并被杀害。
朱枫旧居
直到台共产党成员李汾被保密局逮捕，当时特务头子谷正文为了捕捉大鱼，故意释放了李汾。为了保护自己，李汾告诉谷正文，他的上司约他在高雄市农会门前见面。
而这位上级是当时的台市委副书记陈泽民，接着陈泽民被捕了。间谍拿出了陈泽民，的记事本，上面写着“老郑”这个名字。但是陈泽民咬紧牙关不说老郑是谁。
在酷刑下，陈泽民忍无可忍，说出老郑的住址。保密局立即派了一群人埋伏在落脚点，直到1950年1月29日，化名老郑的蔡孝乾被捕。刚刚被捕的老郑只透露了自己的假名和身份，但要求美餐一顿，还指定在台北最高档的餐厅买牛排
特务头子谷正文，认为老郑有追求享乐的弱点，所以他开始每天给他买美味的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郑被收买了，朱枫和吴石都被蔡孝乾供了出来。就这样，吴石，一个潜伏在台湾最高官位的地下党被捕了。
后来蔡孝乾还打电话到朱枫住处，但发现朱枫已经离开了。后来，特务在吴石住所翻出了他给朱枫的“特别通行证”，得知朱枫已经去了舟山。然而，由于当时全岛， 台湾戒严，根本没有船只渡海，所以朱枫不得不躲在舟山一家医院的朋友家中
朱枫看着和舟山隔着水的家乡，每天压抑的心情可想而知。就这样，在舟山逗留期间，朱枫去码头询问是否有民用船只渡海，但结果都很失望。直到1950年2月18日，朱枫被逮捕并直接拘留在定海县关押所。
被捕时的朱枫烈士
在拘留所内，朱枫决定以死相拼。2月26日深夜，她把藏在大衣肩衬里的金锁片和金手镯嚼碎，吞下了金子。天亮后，特务发现异常，立即营救朱枫，将朱枫直接送往台北治疗。
经过两天的抢救，朱枫胃里的四件金饰全部被取出。然后朱枫和吴石等人被关在一起。面对敌人的酷刑，朱枫咬紧牙关，没有泄露任何秘密。敌方特工恼羞成怒，随后在“特别军事法庭”对朱枫，吴石等人判了刑。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30分，朱枫与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一同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在临刑前，朱枫与吴石等人在刑场上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只听数声枪响，朱枫、吴石、聂曦、陈宝仓都倒在了血泊之中，朱枫牺牲时45岁。
朱枫烈士英勇就义后，于1951年被上海市市长陈毅定为革命烈士。然而朱枫的遗骸一直去向不明，朱枫的家人却从来没有放弃寻找遗骸。一直到2001年，朱枫的女儿，已经72岁的朱晓枫在一个杂志《老照片》中，看见了朱枫行刑前的照片。
左二为朱枫
虽然已经过去了50年，但是朱晓枫却依稀记得照片中身着碎花旗袍的受刑人正是母亲朱枫。朱晓枫清楚的记得那件碎花旗袍正是母亲在上海家里经常穿的那件。
这么多年过去了，母亲的牺牲让朱晓枫的心底一直十分痛心。直到这一次看到母亲受刑前的照片，朱晓枫更是心如刀绞。她立刻给《老照片》杂志写了信，询问关于母亲牺牲的更多详情。
终于在2003年春节，已经74岁的朱晓枫在上海见到了照片的发现者台湾人徐宗懋。朱晓枫见到他十分激动地说：“我现在老了，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前可以迎回母亲的遗骸。”
徐宗懋意识到这张五十年前的照片，想要寻找背后的信息实在是不易。但是当他看到眼前这个74岁老人的时候，内心又十分同情，徐宗懋只能接下这个不可承受之重的任务。
这一找，就是7年之久。徐宗懋连朱枫的继女陈莲芳都找到了，但是依然不知道朱枫遗骸的下落。直到2009年12月，一位叫潘蓁的上海人，与朱晓枫有着相同的经历，潘蓁的父亲也是在解放前赴台，至今下落不明。
烈士女儿朱晓枫
潘蓁赶到台湾寻找失踪的父亲，意外地在辛亥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手册中，发现了“朱谌文”的名字。潘蓁之前看到过关于寻找《追寻母亲朱谌之的遗骸》的长篇报道。
潘蓁认为湛文与湛之会不会是一个人，就这样，他找到徐宗懋。当徐宗懋得到这个消息后，他联系上大学同窗，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朱宏源教授，让他帮忙寻找。
最后，终于在台北墓葬管理处查到了“朱谌文”的名字。根据资料显示，朱谌文的骨灰原编号为233，后改为77，被安放在台北南郊的富德公墓。
徐宗懋随即便赶往富德公墓寻找，然后当好不容易找到77号骨灰盒时，却发现这并不是朱谌之的骨灰坛。线索再次破灭，徐宗懋认为可能朱枫烈士的骨灰不会找到了。然而直到2010年5月6日，徐宗懋得到朱宏源的消息，说在公墓的角落里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
就这样，时隔朱枫烈士牺牲整整60年后，终于寻得了骨灰的下落。当朱晓枫得知寻找到母亲遗骸后，更是十分欣慰。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朱枫烈士的骨灰在2010年12月9日，乘着台北起飞的飞机回到了北京。由于朱晓枫年事已高，无法来到机场，只能由女儿徐云初等家人来到机场。
当徐云初看到朱枫的骨灰坛的时候，她双眼通红流下泪水，从台湾方面民间人士接过朱枫烈士的骨灰坛，用着十分低沉的声音说到：“外婆，回家了。”
徐云初抱着朱枫烈士遗像
魂牵梦绕六十年，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朱枫烈士，终于回到了故土。如果朱枫烈士在天有知，看到如今强盛的祖国，她一定会很欣慰的。
后来在2013年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了纪念那些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特在首都北京西山建立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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