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震云在北大一次演讲中说：“一代代北大人认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开创地。”一番话下来，不禁令人作怀古想。当年北大出了许多大师、先驱，从精神上、文化上乃至格局上，深深影响和引领着一国之发展。而北大之所以能成为北大，都是因为一个人，那就是蔡元培。
1912年，受孙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在借来的办公室里，与次长范源濂之间有过这样一番有趣的争论。范源濂说：“办学要从小学办起，如果小学都办不好，何以办好中学，中学都办不利索，怎么办得好大学？”蔡元培说：“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如果松松垮垮，那么这个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维新失败后，蔡元培最终看到了教育才是唯一的救国出路：“欲变新的国家，必须有新的国民。”彼时，蔡元培正欲在教育上大施拳脚，却遭遇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蔡元培不愿与独裁者合作，愤而辞职。
1916年，黎元洪当上总统，向蔡元培发出一封邀请，恳求他回国出任北大校长。回到上海，朋友们都劝他说：“北大太腐败，烂到流脓，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而有碍于自己的名声。”蔡元培说：“既然知道它是腐败之地，那就更应该进去整顿，君子爱人以德，就算失败，也算尽了心。”
1916年深冬，寒风萧瑟，去往北平的道路显得十分迷茫。此去一行，结局是喜是忧，蔡元培也不知道。1917年1月4日，中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北大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敬等候新校长。蔡元培从车上下来，众人纷纷行礼，只见他一反历任校长的目中无人，脱下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校工和学生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以前的校长，个个都是老爷气派，还没有哪一个这样平易近人。
北大前身，乃是京师大学堂，说是大学，实际是“官僚养成所”。清末招收的学生，都是些小京官，监督和教员更是“中堂”“大人”，彼时的大学堂，无非是科考的替代物。到了民国，许多老师还是官员兼职。到这里读书的，尽是急功近利之徒。心思活络些的，组织同乡会接近学校当局，看谁官儿大，就跟在谁屁股后面转，唯有如此，毕业后才好爬梯登官。
面对这样一所“学校”，若不釜底抽薪，根本无从医治。一上任，蔡元培便发表就职演说，将一所大学存在的意义说得一清二楚：“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至于学生，他一言指出读书的目的：“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至于学者，他一言指出研学的基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至于学校，他一言指出育人的责任：“学生在校如果不能正根基，勤学问，即便将来出而仕事，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演讲，正好目睹了“五四”前后整个过程。得知蔡元培对北大的影响，他无比感慨：“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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