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多样的，内容很长，你慢慢看，得从古代说起两国的渊源。犹太人的“解放者”——波斯帝国与犹太民族以色列与伊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以前。以色列的犹太民族和伊朗的波斯民族很早就生活在中东地区，也都曾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建立了统一的希伯莱王国，所罗门王时期达到鼎盛。后来，希伯莱王国分裂为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和南部的犹太王国。分裂造成国势衰落，也直接造成了犹太民族的苦难。公元前772年，以色列王国被亚述王国所灭，民众被驱离故土，湮没于历史之中。犹太王国虽逃过亚述一劫，但厄运难免。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贾尼撒攻克犹太王国都城耶路撒冷，城中财富被洗劫一空，圣殿被付之一炬，全城荡然无存。尼布贾尼撒将耶路撒冷全城的居民，包括贫民、工匠、贵族和被挖去双眼的犹太王押往巴比伦为奴，史称“巴比伦之囚”。成为亡国奴的犹太人，在异乡历经50余年的磨难，念念不忘故国，思乡之心越来越重。他们渴望耶和华派救世主降临来拯救他们，让他们重返家园，复兴国家。波斯人属于中亚雅利安人的一支，在公元前2000年进入了今天的伊朗境内。公元前550年波斯部族首领居鲁士建立了波斯帝国。居鲁士志向远大，终生东征西讨，灭国无数。公元前538年居鲁士兵不血刃攻占了千年名城巴比伦。犹太人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开明的居鲁士大帝比较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他发布文告，释放“巴比伦之囚”，让他们回归故国并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据说当时共有42000多犹太人扶老携幼返回耶路撒冷。更让犹太人感激涕零的是，居鲁士还把尼布贾尼撒掠夺的5400余件耶和华圣殿圣物交给了犹太人。居鲁士对犹太人的“解放”正好与犹太人的救世主传说巧合，这一事件促进了犹太教的形成。居鲁士大帝因而被犹太人尊称为“涂圣油的王”。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第一圣殿的废墟上重建了圣殿，恢复了国家，并持续了400余年的自治。可以说波斯帝国是“巴比伦之囚”的解放者，也甚至可以说没有居鲁士可能就没有后来的犹太人，也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公元前330年，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灭，伊朗先后遭到希腊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阿富汗人的入侵和统治。近代伊朗又沦为英国和沙俄的半殖民地。1921年2月，军官礼萨汗·巴列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建立巴列维王朝。第一次复国后的犹太国家也历经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托勒密王朝的管辖和塞硫古王朝的统治。公元前65年巴勒斯坦地区被罗马帝国占领，犹太人的国家不复存在。公元1至2世纪，犹太人不堪罗马帝国奴役，先后两次大规模起义反抗，但惨遭镇压，数十万人被杀，耶路撒冷城被彻底破坏，遗址翻耕成田。杀戮之后残存的人民多被掳掠为奴，整个巴勒斯坦田园荒芜，庐舍为墟，于是犹太人开始了背井离乡、流浪异地的长期民族飘泊史。亲密的准同盟——巴列维王朝与以色列历史再次使两个民族的命运两千年后相连。流散到欧洲的犹太人备受歧视与迫害，虽然犹太人在经济、教育与科技领域成绩斐然，但欧洲反犹思想根深蒂固，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犹太人便往往首当其冲，成为替罪羊。19世纪末，作为一种犹太民族解放的思潮，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号召犹太人戚或返回以色列故土，在祖先的家园复兴犹太民族。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感召下，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开始移居曾经的故土——巴勒斯坦。纳粹兴起后大肆迫害犹太人，二战期间有升饥600万欧洲犹太人惨遭屠杀。民族的悲惨命运使犹太人渴望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犹太人曾经的故土已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进入自己的家园。犹太移民与当地的阿拉伯人矛盾激化，双方冲突不断。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者”——英国面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压力左右为难，干脆把这个难题丢给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两个国家。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这个犹太国家，在本·古里安宣布建国的次日，阿拉伯联军高笑伍就发动军事进攻要把这个国家扼杀在摇篮中。以色列军民浴血奋战终于站稳脚跟。伊朗作为中东的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则对以色列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伊朗虽然出于同阿拉伯国家搞好关系的考虑，在联合国投票反对以色列进入联合国，但同时也表示不愿介入阿以冲突。摩萨台政府甚至一度宣布承认以色列。摩萨台倒台后，巴列维国王逐渐掌握了伊朗的实权。巴列维想实现伊朗的现代化，梦想恢复波斯帝国的光荣。以色列在逆境中的辉煌成就吸引了国王，认为以色列的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他实现“白色革命”。美国犹太社团对国会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伊朗与以色列搞好关系，可以借助美国强大的犹太社团的力量敲开美国国会的大门，帮助伊朗实现自身的利益，而且也可以借助以色列的力量去遏制纳赛尔革命后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维护伊朗的利益。以色列也想与伊朗搞好关系，摆脱在中东的政治孤立，从伊朗获得必需的石油。这一时期以色列与伊朗关系密切，双方人员来往络绎不绝，以色列领导人本·古里安、梅厄、贝京、达扬、佩雷斯和拉宾等都曾访问过伊朗。双方的合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合作也开花结果。政治上，双方共同致力于遏制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同在也门对抗纳赛尔，共同遏制伊拉克，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游击队，并通过伊朗把伊拉克境内的犹太人转往以色列。在军事上，以色列帮助伊朗建立和训练特务机构“萨瓦克”，并进行军事和情报合作。有趣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曾提议与伊朗联合研究核武器计划，但是伊朗国王巴列维认为伊朗没有必要开发核武器，甚至认为拥有核武器对伊朗来说是很危险的，因此拒绝了以色列的提议，并批评以色列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提倡建立“中东无核区”。两国虽在核武器问题上观点不一，但却签署了代号为“鲜花工程”的联合开发可以携带核弹头导弹的秘密计划，该计划因伊朗发生革命而中止。在经济方面，以色列帮助伊朗在农业、军工等方面进行建设，而伊朗则在阿拉伯对以色列实行严格的经济贸易禁运时向以色列提供石油。1959年到1971年以色列80%-90%的原油是从伊朗进口，到1976年伊朗则提供了大约以色列75%的石油需求。伊朗石油对以色列在中东战争中帮了大忙。面对阿拉伯国家对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的指责，伊朗声称“我们是穆斯林，但不是阿拉伯人”。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伊朗巴列维政府都基本上保持中立，甚至对以色列军队在“六·五战争”中的成就表示钦佩。在十月战争后，埃以和平进程中，巴列维也尽了绵薄之力。冰河时代——以色列与伊斯兰共和国1979年1月，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巴列维流亡国外，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对以色列国家的理解与认识决定了以色列与伊朗关系必然发生逆转。早在1960年霍梅尼就在一次演讲中，呼吁伊斯兰世界和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霍梅尼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殖民主义在中东的工具，反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他认为“殖民主义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企图消灭伊斯兰民族和伊斯兰国家，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正在包围伊斯兰各民族，掠夺他们的财产和自然资源。以色列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西方殖民主义建立以色列政权的目的是镇压和殖民伊斯兰各民族。”因此，霍梅尼反对伊朗国王与以色列政权建立友好关系。在巴列维时期，霍梅尼通过演讲、发表声明和撰写文章向穆斯林阐述以色列政权对伊斯兰世界构成的威胁，认为以色列政权是伊斯兰世界心脏的毒瘤，如果不铲除，其后患无穷。伊朗伊斯兰革命使两国的蜜月戛然而止，以色列驻伊朗的机构、专家全部撤出，伊朗驻以色列的机构也关门闭市，许多合作项目半途而废，其中包括“鲜花工程”。革命后的伊朗奉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策，号召伊斯兰世界铲除以色列这个“毒瘤”，把每年的斋月最后一个周五主麻日定为“古都斯日”，旨在唤醒穆斯林，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消灭以色列政权。自此后，每年的“古都斯日”，世界穆斯林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政权。但需要注意的是，霍梅尼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他不是个反犹主义者。在伊斯兰革命时期，他曾许诺保护伊朗的犹太社团，不许伤害生活在伊朗的犹太人。在80年代，霍梅尼允许愿意离开伊朗的犹太人取道巴基斯坦前往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目前，在伊朗还生活着数万犹太人。伊朗宪法保护他们的宗教习惯和风俗，并在议会留有一个席位。革命后的伊朗虽然激烈反对以色列，但是两国也不是老死不相往来。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在国际上极其孤立，武器弹药缺乏。这时，被伊朗视为“小撒旦”的以色列雪中送炭，主动拉了死对头伊朗一把，向伊朗输送了大量军火。一来，以色列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不希望伊拉克在中东做大，希望伊朗能平衡一下伊拉克。二来，“风物长宜放眼量”，以色列希望伊朗的极端主义是暂时的现象，会很快退烧，两国可以重温旧好。1987年，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前总理伊扎克·拉宾总结以色列政府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策时说，“伊朗现在从其奉行的哲学上来说是以色列的危险的敌人。……但同时，伊朗28年或者37年后将会是以色列的朋友。”两伊战争时期，以色列不仅自己卖军火给伊朗，而且还在美伊之间穿针搭线，帮助伊朗借助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获得美国军火。霍梅尼时期，伊朗虽然购买以色列的军火，但其反以思想并未软化，积极支持巴解组织、黎巴嫩真主党的反以行动，并与叙利亚在反以问题上互相支持。以色列也强烈谴责伊朗的反以言论和行为。以色列经过多年的奋战，终于基本摆平了阿拉伯国家，老对头巴解组织也逐渐软化。到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改善了建国以来所处的艰险环境。面对现实，一种新的和平主义之风吹拂阿以政坛。1993年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开始了巴以和平进程。但是伊朗却依然故我，伊朗不相信当时的和平进程是公正的，认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谈判不会实现真正的和平。旗帜鲜明地要求“公正”——解决1948年以来的巴勒斯坦难民权利、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占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问题。伊朗表示原则上接受巴以和平进程，但是不接受《奥斯陆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不公正的、傲慢的，归根结底是荒谬的”。在人们对巴以和谈寄予厚望，憧憬中东和平美景之际，伊朗的特立独行显得与主流格格不入。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十分恼怒，认为伊朗是“最危险的敌人”，但对伊朗也无可奈何。继巴以和谈之后，伊朗核计划又成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严重问题。两伊战争后，伊朗重新启动巴列维时期的核计划。这时的以色列一反以前对巴列维核计划的支持，强烈反对伊朗重启核计划，指责伊朗寻求核武器，并力促美国、欧盟等国家向伊朗施压，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危机，以色列与伊朗的敌对也进一步加深。2005年伊朗强硬保守派内贾德当选总统。内贾德上台不久就语出惊人，声称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以色列也以牙还牙要求联合国开除伊朗。内贾德还对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表示置疑，以色列则指责内贾德犯了反人类罪，双方你来我往，口水战不休。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内贾德的言论无非是要转移阿拉伯对伊朗的核计划的担心，并借反以言论，凝聚国内共识，获得政治支持。内贾德严辞反以但他并不是反犹太主义者，2006年12月，他本人还向德黑兰一犹太医院捐款。伊朗的犹太人的生活也没有受到内贾德言论的影响。总起来看，以色列与伊朗之争并非出于直接的国家利益之争，而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伊朗反以无非是把以色列视为西方代理人，认为以色列建国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阴谋。可以说反以色列是伊朗反西方影响，维护伊斯兰利益的表象，其实质是反以色列后面的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其实，以色列也不愿与伊朗为敌，希望伊朗有一天能回心转意重修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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