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史学体系中,夏朝是第一个具有明确的列王世系和兴亡有绪的历史朝代.古人不仅从未怀疑过它的存在,而且给予它同商周秦汉王朝一样的信史地位.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大薯举茄盛,滋生一种“上古茫昧无稽”(康有为)的说法.继之在西风欧雨影响下,疑古思潮勃然兴起,“对古史材料重新估价的口号高唱入云”[1](P1),从而导致夏朝信史地位的动摇.即使近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较为成功地确立了夏代的基本年代框架,也依然无法彻底抹去人们心头对夏史信疑参半的阴影.夏朝的存在受到怀疑,主要原因在于有关夏朝的各种文献资料,大多晚出于夏朝数百年之后,特别是系统记载夏史的《史记·夏本纪》更是晚出于夏朝之后一千四五百年.按照一般的治史法则,当时人叙当时事,这种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最高,至于与历史事件发生相距太过久远的晚出资料,严谨的学者对答腊其可信度大都是持保留态度的.正是由于夏史没有当时的文字材料来证明,故不少学者主张以传疑时代观之.如1933年初版的颇有影响的史学名著《中国古代史》(夏曾佑)就以太古三代为传疑时代,并说：“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因此期之事.并无信史.”[2](P5)1936年顾颉刚、童书业曾联名发表《夏史三论》一文,即主张“我们不该用了战国以下的记载来决定商周以前的史实”,认为“夏代史本来只是传说的堆积”,从而对夏朝的存在给予了全面的否定,并对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发出挑战说：“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吧!”[3](p195)面对这样的诘难,当时正在兴起的锄头考古学勇敢地承担起了寻找夏朝实物证据的工作,希望通过考古发掘成果实现对夏史的重建.然而,考古学一路辛苦走来,迄今仍未挖出一个“夏”字,像甲骨文那样坚确地证明商朝为信史一样,也能证明夏朝的信史地位.于是,在一些人看来,夏朝的存在与否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近出《剑桥中国上古史》[4]坚持不列“夏朝”一章,即其新例.那么,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否给出一个正确的回答呢?我以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先不妨在方法论上作些检讨,或可消却心中的疑云.就夏史研究来说,有两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反思：一是如何看待晚出文献资料的真实性问题,二是如何对待夏代考古资料有无文字的问题数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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